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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家书 第九十七篇 致泽儿:构怨太多将毁仕途

时间:2019/3/9 0:19:59 来源:我爱写信

 一 封 信 作  文网为您 提 供曾国藩家书 第九十七篇 致泽儿:构怨太多将毁仕途

【原文】

字谕纪泽儿:

正月初四日专人送信并书箱之式回家。旋于初六日自周家口起行,至十五日抵徐州府。一路平安,惟初十日阻雪一天,余均按程行走。定于十九日接印。官员中自李少泉宫保而下,至大小文武各员,皆愿我久于斯任,不再疏辞;江南士民闻亦望之如岁。自问素无德政,不知何以众心归向若此?

沅叔劾官相之事,此间平日相知者如少荃、雨生、眉生皆不以为然,其疏者亦复同辞。闻京师物论亦深责沅叔而共恕官相,八旗颇有恨者(雨生云然)。尔当时何以全不谏阻?顷见邸抄,官相处分当不甚要,而沅叔构怨颇多,将来仕途易逢荆棘矣。

曾文煜尚未到营,而尔交彼带来之信却已先到。近两旬未接尔信,殊深悬系。嗣后除专勇接信外,须另写两次交李中丞排递来营。每月三信,不可再少。信中须详写几句,如长沙风气如何,吾县及吾都风俗如何,尔与何人交好,凡本家亲邻近状,皆宜述及,以慰远怀。此信呈澄叔一阅。涤生手示(徐州考棚)。

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:

正月初四那天,我派专人送信和书箱图样回家。初六在周家口起行,十五日到达徐州府。这一路上还算平安,只是初十下了一场大雪,耽误了一天,其他时间都到达了行程所指定的目的地。我决定十九日接印。官员中从李少泉宫保到下层文武各官,都希望我能长时间做此官,不要再上奏辞职了。江南的绅士百姓听说这事之后,也都很希望我能回任江督。我自问一直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,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能热爱到如此程度?

对于你沅叔参劾官相的事,平日相好的官员如李鸿章、丁日昌、金安清等人,都认为这事不妥,关系疏远的人,也都是同样的看法。听说京师舆论也深责沅甫而宽恕官相,八旗中对沅甫更是怀恨在心(据丁日昌所言)。你当时为何不提出建议,阻止你沅叔的行为呢?刚看到邸报,对官相的处分不是很严重,麻烦的是你沅叔在官场构怨太多了,他将来仕途必定是荆棘铺路了。

曾文煜还没来到军营,但你交由他带来的信却已经提前收到。最近都没接到你的来信,我心里很是放心不下,天天牵挂。以后除了派兵勇专人接送信外,你还要另写两次交给李中丞,由排筏转递送到军营来。这样就能达到每月三封信了,不能再少了。信中要详写几句,如长沙的风气民意怎么样,我县和我乡的风气民意又有什么变化,以及你与何人交往等等。只要是本家亲邻的近况,都要尽多告诉我,以宽慰我身在远方的牵挂之意。这信可先交由澄叔一阅。涤生手示(徐州考棚)。

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

【解读】

俗话说,官场如战场,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,多一个仇家多一座山。或许你的一句直言,就与人结了怨,那么你就会时刻受到别人的阻碍,甚至还会遭到灾祸。所以说,不论做官还是与人相处都要时刻谨记:不与别人结怨为最好的处世方法。

《毛诗序》说:“《兔爰》,闵周也,桓王失信,诸侯背叛,构怨连祸。”《晋书.汝南王亮等传赞》:“构怨连祸,递遭非命。”这都是因为与人结怨而导致灾祸的例子。

曾国藩在长沙的时候,设立了一个名叫“审案局”的机构。只要是全省刑事案件,或者是与土匪勾结的案件,都会拿到他这里来审。进了这个地方,只有三种处理结果:第一,就地正法;第二,鞭刑,然后收监;第三种,查无实据,放人。所以,湖南省各府州县,只要有人举报说,某人是土匪,或者某人通匪,他就会去抓这些人。

其实,抓人的权力,实际应该是地方治安的权力。而曾国藩作为团练大臣,本应该不干涉这些事情,而且从职权范围上来说,也属于越俎代庖,更因为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些利益关系。要知道,在中国的传统社会,如果两家或一些家族之间因为某事而结了怨,那么彼此都会用各种方式去报复的。比如,甲为了陷害乙,于是编造一个理由说他与匪勾结,于是告到官府,官府根据调查,知道乙没有通匪。但是,既然已经到了官府,要想脱身,就必须拿出一些钱财来给官府,让自己脱身。

还有一种真正通匪的人,即使被人告到官府,只要他们有足够的钱来贿赂官员,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脱身。这里并不是说地方官员都是为此而诈骗钱财的,而是有些机构的设置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。比如说,在地方官和人民之间,有种人叫“胥吏”,他是直接与人民接触,为地方官负责。而这种人就会趁着办理公务而获得利益。所以只要是有案件,他们就会从中捞取一把。尤其是在战争的年代,有些人更是直接向他们提供经济利益。

然而,自从曾国藩办上这个审案局,那些地方官员根本就从中捞取不到利益,所以对曾国藩十分怨恨。于是各府州县联手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给上层管理者巡抚,历数曾国藩对地方的蔑视。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,各府的发言还是很受巡抚重视的,既然地方反映普遍都不好,巡抚自然就对曾国藩有了偏见。由此曾国藩又得罪了巡抚。

此外,曾国藩因为杀了许多湖南的“土匪”而与人结怨。当时,有个名叫仓景恬的知府,曾写了一个回忆录,里面记载着:曾国藩的审案局,因为一个案子,错杀了4个人。那是个冤案,他放走了坏人,伤害了好人。而且曾国藩在一个月内,竟然杀了200人,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,认为他是滥杀无辜。因此很多人都与他为敌。

在当时那种官场社会,很多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,习惯了安于现状,他们认为,不去逼民,很多事情就不会酿成大祸,如果逼民逼得太紧,那么民众就会闹事。一旦闹事,上面就会怪罪下来,严重点,就会闹到朝廷,皇帝要是发起脾气,那可能就会性命难保。所以他们对于那些通匪的人,就不太管理,只要是不直接造反,那么事情就不会严重,他们就能稳坐泰山。

可曾国藩却不这么想,他认为我的任务就是要去“剿贼”,那么,如果民众卖东西给“贼寇”,这就是通匪,我必须得制止。无论你是一个省,还是一个县,只要是有通匪的迹象,我就把你们都抓起来进行严办。这样一来,激怒了一些土匪,还有些人本不是土匪,也因为怕曾国藩给他扣个土匪的罪名而被杀掉,于是许多人就一起联手造起反来,在湖南的官场,攻击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

但是由于曾国藩有钦命在身,圣旨是让他“团练乡民”,也就是说练新军,然后还有“搜查土匪”,他有这个权力,审案局就是干这个的。因此,大家也没有办法立即对曾国藩进行报复,所以只能等待机会。

曾国藩察觉到,自己的身边无形中多了许多敌人,但是他为了忠于朝廷,依然对有罪之人进行严惩,与此同时,他也懂得以大局为重,尽量不与人结怨。

曾国藩练军的时候,除了罗泽南、王鑫的湘乡勇士之外,手下还有一个叫塔齐布的人,他是满族人,一个低级军官。他原本是绿营里面的,也就是说,他是国家正规军队里面的,但是曾国藩把他借调到手下,让他招募湘西、宝庆、郴州等处农民,组成辰勇、宝勇,让他训练。

当时有个湖南提督,相当于今天的湖南军分区司令员,名叫鲍起豹,驻所在长沙,他对曾国藩这么做十分不满意。塔齐布练军,十分认真,而且也很严格,而那些正规军,也就是提督辖下的绿营兵,根本就不操练,也无人管,战斗力相当差。相比之下,就有了是非。舆论中,人们都觉得湘军好,这话传到鲍起豹那儿,惹火了他。在他看来,这明显是蔑视他们;还有就是湘军的工资比绿营的高。就连一个普通士兵也比他的月薪高出40%左右,这让他心里更加不平衡,于是,两个军队的人总是有矛盾和冲突。

那时候,士兵闲暇的时候喜欢赌钱,于是湘军和绿营认识的士兵就聚在一起开始赌钱,因为口角双方打了起来,结果是湘军士兵打了绿营兵。鲍起豹知道后,就把湘军的人抓了过去,进行处罚。曾国藩也无奈,因为是手下打伤了人,而且又是因为赌博,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属下被打。还有一次,湘军在坪上操练,同时绿营兵也在操练,两边是公用场地,湘军不小心一枪打着绿营的一个勤务兵。鲍起豹要求曾国藩必须将那个走火的士兵找出来,捆到绿营来,打上三百军棍。曾国藩明知三百棍的严重性,至少可以将人打残。可是鲍起豹如此蛮横,又不讲道理,团练毕竟不是国家承认的军队,现在伤及正规军,自然得按照民人袭击军人的法例进行处罚。他再次无奈,将士兵送了过去。

不仅如此,就连曾国藩的亲兵,绿营也敢打。有时候,他的亲兵要送文件到城楼上,每次进去都要被绿营兵辱骂殴打,虽然不会被打得很重,但这事儿对曾国藩来说是极具侮辱性的。直到有一天,又是湘军和绿营兵赌钱,这次是绿营兵撒泼,杀死了人。曾国藩总算有机会为自己出口气了。他也学鲍起豹前几次的做法,要求他把士兵送过来,要进行处罚。而依法处置,就是死罪。在曾国藩看来,鲍起豹也会乖乖地将士兵送来让自己处罚。可没想到的是,在将那个士兵送来的同时,后面的绿营兵也过来了。并且众人齐声喊:“看他如何处置这个士兵。”看到这种局势,曾国藩知道如果将士兵杀了,那么绿营兵一定会暴动。而不杀呢,自己又如何树起军威。

这时候,他想,隔壁就是湖南巡抚的官署,于是就去找骆秉章求救。骆秉章听到曾国藩的阐述后,也觉得事情很棘手,并答应他,只能帮助劝说他们,让士兵先回去。而对于那个士兵只能先放了。无奈下,曾国藩将士兵放了。但是这对他来说是件十分屈辱的事情,他心想:我堂堂二品朝廷大员、钦差团练大臣,竟然要屈服于他们的压力,举起白旗投降,这很窝火。曾国藩内心十分不甘。一次,他同湖南几个好朋友,还有以前在北京做官的同事,一起谈心,说及此事,大家都为他打抱不平,便集体给他想了三个办法,即上、中、下三策。上策就是“举发”,即告御状,将这些事情写清楚,告到北京,检举这个事情;中策就是“相持”,即先不举发,一有机会还是要继续斗,但到时候的斗争力度、频次都要加大;下策就是“忍走”,也就是说让他忍下这口气,离开长沙。

思前想后,曾国藩认为,上策,如果是将事情向皇上反映,绿营兵有很多不对的地方,包括提督,也有问题,那么要皇上亲自来裁决,再加上北京的关系网替他说话,肯定能赢。

而中策,为了这次屈辱,必须要继续跟他斗,不能服输,不能松劲。但是在曾国藩看来,这是件很无聊的事情。因为他知道自己来湖南,主要任务是练军,如今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练军上,却总想着与人斗争,这很不像话,所以他觉得中策不行。这样看来,可行的方案,似乎只有上策。但是,曾国藩又觉得,即使告赢又如何呢,告赢一次,还有下次,恩怨纠结,不得宁日啊。想来想去,他觉得长沙已经容不得自己了,又想到与人已经结下那么多的恩怨,不如就干脆选择下策:走人。

当朋友知道曾国藩选择下策后,都很失望。但是曾国藩却认为,构怨太多只能自毁前途,所以从长远来看,他选择了离开,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懦弱,而是他的一种为人的大气。因为他知道,与人结怨太多,将不利于自己,而且处处都会受阻,而最好的办法就是,不与这些人计较。

的确如此,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与人相处的道理,而处处与人结怨,只会让自己身败名裂。刘备就曾因此而失去大好时机。

刘备是一个势力单薄的寒族人士,为了光复汉室,他先后投靠公孙赞、陶谦、袁绍、曹操、刘表,但都没有找到自己真正能够建功立业的地方,无奈只能是到处流浪。后来,他得到诸葛亮之后,凭借“隆中对”的政策,才终于实现建国的志向。

诸葛亮是个聪明而有学问的谋士,在他看来,蜀汉在当时三国之中,面积最小,国力最弱,地薄民少。蜀汉所处之处荒凉,只有四川平原和江汉平原是粮仓,可资国力。蜀汉需要西和诸戎,南抚夷越,外结好孙权,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。蜀汉要想统一天下,就必须命令一位上将,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,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。这就是说,诸葛亮的计划是两路兵马,克复中原。

按照诸葛亮的计划,第一步就是要占领荆州,进而建国。然而他的周密计划却因为关羽的疏忽失去荆州而打破局面,为此,诸葛亮只能拼死来保全大局。要知道,刘备夺取益州后,并没有夺取汉中,而是与东吴开始争夺江南三郡,这样便与孙权结下了恩怨。随后他又命令关羽北伐,结果因为关羽刚愎自用,小看东吴最后败给了东吴,失去了麦城。

由此可见,刘备为一时冲动与孙权开始结怨,又失去了与东吴的联盟。在与东吴的交战中,又失去了荆州,从而也就失去了一个粮仓,这也就是失去了东线进入中原之途。结果,士兵筋疲力尽,元气大伤,蜀汉因此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实力。

所以说,作为今人,我们一定要以刘备为戒,学习曾国藩这种为官的大度,在生活中尽量不要与人结怨,这样就会让自己在奋斗事业的过程中,畅通无阻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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