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家书 第一百篇 致九弟:济人须济急时无
时间:2019/3/11 0:22:54 来源:我爱写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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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
沅甫九弟左右:
二十七日刘福一等四人归,接弟信,并《二十二史》七十二套。此书十七史系汲古阁本,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系宏简录,《明史》系殿本。较之兄丙申年所购者多《明史》一种,余略相类,在吾乡已极为难得矣。吾后在京亦未另买全史,仅添买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、《明》四史及《史》、《汉》各佳本而已,《宋史》至今未办,盖阙典也。
吉贼决志不窜,将来必与浔贼同一办法,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。弟当坚耐以待之。迪庵去岁在浔,于开浔守逻之外,间亦读书习字。弟处所掘长壕如果十分可靠,将来亦有闲隙,可以偷看书籍,目前则须极力讲求壕工巡逻也。
澄弟于二十二日下县,赖明府于蝗于事办理极为认真,有信邀绅士去。温弟于二十五日回家。亦山先生二十二日归,二十六复来。瀛皆先生二十上学,二十二日开课,亦山亦执贽受业。甲五目疾总未甚好,右目外云如故,左目已属大好,究不能与常人一般。九弟妇体气极弱,服峻补之剂,日有起色。再过数日,应可出房照料杂事。青山二十七日暂归,余嘱其初一复来。二十八日夕接弟二十二日信,亦请青山在此多住月余,二月内必坚留之也。
周济受害绅民,非泛爱博施之谓,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数口者、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、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,或与之数十金,以周其急。先星冈公云:济人须济急时无。又云:随缘布施,专以目之所触为主,即孟子所称“是乃仁术也”。若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,与造册发赈一例,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,必为地方官所讥,且有挂一漏万之虑。弟之所见,深为切中事理。余系因昔年湖口绅士受害之惨,无力济之,故推而及于吉安,非欲弟无故而为沽名之举也。
金、史、谢信此次未写,少迟再寄。李雨苍二十九日到家。孙朗青、吴贯槎均来。初四日系先大夫初周年忌辰,敬办小祥祭事。俟日内再行详布。即问近好,诸惟心照。兄国藩手草。
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
【译文】
沅甫九弟左右:
二十七日刘福一等四人回来了,接到了弟弟的来信,和《二十二史》七十二套。这些书中的“十七史”是汲古阁本,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是宏简录,《明史》是殿本。比我在丙申年所购买的多了一种《明史》,其他各部都没什么区别,但是这样的版本在我们乡间已经是极难得到的了。后来我到了京城之后,也没有再另外购买全史,只是增添了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、《明》四史及《史》、《汉》的各种佳本。而《宋史》到现在还没有买到,是唯一尚缺的典籍。
吉安的敌军决定不逃了,将来一定得与浔阳敌军用同一种办法,看来不到夏末秋初是不能拿下他们了,弟弟要坚持,耐心地等待,迪庵去年在浔阳,在开浔守城巡逻之外,有时间也会读书习字。弟弟那边所挖的壕沟,如果十分可靠,将来如果有空闲,可以尽量抽出时间来看书,目前一定要尽力办好壕工巡逻这件事。
澄弟在二十二日到县里。赖县令对蝗虫一案办得非常认真,有书信邀请绅士去。温弟在二十五日回家。亦山先生在二十二日回去,二十六日又回来了。瀛皆先生二十日入学,二十二日开课,亦山也跟随一同学习。甲五的眼病一直没有大的改善,右眼也是一样,但是左眼已大大好转,只是看东西不能像正常人一样。九弟的妻子最近身体虚弱多病,因为不间断地吃了很多大补的药剂,近段时间已经有起色了,估计再过些日子,应该能出屋照料一些家中的杂事了吧。青山二十七日暂时回去,我嘱咐他初一再来。二十八日晚上接到弟弟二十二日的来信,也请青山在这里多住些时间,一定要坚持把他留下住上两个月。
我主张周济受灾的乡绅百姓,并不是说要泛爱博施,只是偶尔遇到一家之中被杀数人的灾民,或者辗转迁徙来此,一时没有粮食的,房屋被烧无处安身的等等,可以适当地给予数十金,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。从前星冈公曾说“济人须济急时无”。又说“随缘布施,专以亲眼所见为主”,这就是孟子所说的“是乃仁术也”。如果没有亲见真实的情景,而是盲目地征寻受灾人家,广泛地予以救济,那和造册发放救济款有何区别呢?这样不仅达不到真正的效用,反而只会被别人看做带兵的人沽名钓誉,也会因此被地方官员讥笑。另外还会造成只是少数人得到恩惠,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被遗漏的现象。弟弟的见解,深深地切中了事理的要害。因为去年湖口绅士受害很惨,而我却无力救济他们,所以才推论于吉安,并不是要弟弟无故施恩,被误解为沽名钓誉的举动。
这次没有写好给金、史、谢的回信,只好过段时间再寄。李雨苍二十九日到家。孙朗青、吴贯槎也都一同回来。初四是先大夫一周年忌辰。在敬办小祥祭奠仪式之后,再详细叙述此事。
顺问近好,诸唯心照。兄国藩手草。
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
【解读】
古人讲,人有四种类型:独善其身的,兼善天下的,独恶其身的,兼恶天下的。对此,冯友兰则说,做人有四种境界:自然境界,功利境界,道德境界,天地境界。易中天也说:“一个人如果同时具有孔子提倡的爱心、孟子的正义、墨子的实践、韩非子的直面人生、老子的智、庄子的慧、荀子的自强,那么这个人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。”
曾国藩在这封信中,告诫弟弟说:“我主张周济受灾的乡绅百姓,并不是说要泛爱博施,只是偶尔遇到一家之中被杀数人的灾民,或者辗转迁徙来此,一时没有粮食的,房屋被烧无处安身的等等,可以适当地赠与数十金,以周济他们急用。从前星冈公曾说‘济人须济急时无’。又说‘随缘布施,专以亲眼所见为主’,这就是孟子所说的‘是乃仁术也’。如果没有亲见真实的情景,而是盲目地征寻受灾人家,广泛地予以周济,那和造册发放救济款有何区别呢?这样不仅达不到真正的效用,反而只会被别人看做带兵的人沽名钓誉,定会因此被地方官员讥笑。另外还会造成只是少数人得到恩惠,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被遗漏的现象。
从中可以得出,曾国藩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,他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善去救人于水火。在他看来,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,可以适当地给予一些他们急需要的东西,这样就会让那些穷困的人得到帮助,而不是广泛地去施恩,那样有可能只能救济其中一些人,而另外一部分人根本就得不到救济,这样就会被人们认为你是在利用善事,而做些沽名钓誉的事情。因此说,如果想要对一个人施恩,就要亲眼见到这个人得到了自己所给予的东西,那样你的施恩才真正起到了作用。这也正是古代所讲的雪中送炭,急人所急。
南宋时期,著名诗人范成大,他一生写了许多诗歌,晚年退居故乡石湖,自称石湖居士。他留下一本《石湖居士诗集》,文中有一首诗,题目是《大雪送炭与芥隐》。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:不是雪中须送炭,聊装风景要诗来。其中意思是说:如果不把炭送在困难时刻,那种营造出的意境和诗意将是勉强和造作的。
据《宋史.太宗纪》记载,有一年,天降大雪,天寒地冻,到处是积雪,天气十分寒冷。宋太宗在宫中,穿着龙袍,烤着炭火,还依旧觉得寒气逼人。他突然想:我身为皇帝,住在宫中,条件这么好,还依然觉得寒冷。而外面那些没有衣服防寒,没有食物充饥的人民,不知道会冻成什么样子?而自己作为百姓的父母官,这时候更应该怜爱他们才是。”于是他就马上召开封府尹进宫,对他说:“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天气里,我们有吃有穿有火烤,而外面那些老百姓缺衣少食,怎么办?你立刻带上衣服、粮食和木炭,去寻访那些穷人,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。”
开封府尹立刻遵从皇上的命令,带领随从,准备好衣服、粮食、和木炭,挨家挨户去送。凡是有困难的,都给送去米和衣服。凡是没有柴烧的,都给送去木炭。让那些穷人有饭吃,有木炭生火取暖。一时间,举国上下交口称赞,传为美谈。
这便是用自己的恩惠,让百姓得到了所需。
其实,有时候你的一时慷慨,也会得到别人日后的回报。这也正如俗语所说:“好心必有好报。”比如胡雪岩因为在王有龄最困难的时候,帮助了他,让他十分感动,他便将胡雪岩看做是“雪中送炭”的君子。
胡雪岩在钱庄当跑腿伙计的时候,认识了落魄的王有龄,他见他是一个正义之人,又得知他因为没钱买官而郁闷,就冒着被老板炒鱿鱼的危险,私自从钱庄借走了500两银子给王有龄。后来,王有龄经过同乡何永桂提携,从此翻了身,最后坐上巡抚的交椅。而王有龄则是个知恩必报的忠义之士,利用自己在官场上的优势,倾全力“投之以李,报之以桃”。随后,王有龄又取得了“晚清三杰”之一的左宗棠的信任,攀上了权贵。后来,在王有龄的帮助下,胡雪岩自立门户,贩运粮食。结果他在官与商之间如鱼得水,游刃有余,从此走上了从商的坦途,事业日渐发达。
还有,浙江藩司麟桂在危难时刻,胡雪岩慷慨解囊,帮助他顺利渡过了难关就是典型一例。当时阜康钱庄刚开业,杭州太守捎信来说,藩司麟桂想从阜康钱庄暂借二万两银子。在这之前,胡雪岩对麟桂也只是听说而已,没有任何交往,再加上胡雪岩早就听官府里的一些知情人士说,麟桂就要调离浙江,去江宁(南京)上任,这次借钱的用途,很可能是用于填补他在任时财政上的亏空。而此时刚刚开业的阜康钱庄,包括同业庆贺送来的‘堆花’,也不过只有四万现银。
如果借了,这人一走,那借出的银子岂不是打了水漂?即使人家不赖账,像胡雪岩这样有身份、爱面子的人,是不可能天天跑到人家官府去要债的。但是如果二万两银子收不回来,这对刚成立的阜康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换做一般钱庄的老板,大都会向麟桂打个幌子,先是阳奉阴违地奉承一番,然后再说几句空话应付过去。诸如“小号本小利薄,无力担此大任”,或者“创业未久,根基浮动,委实调度不开”。即使有钱庄愿意冒险出钱救急,也是利上加利,乘机狠宰一把,活生生地将那麟桂剥掉几层皮。
但胡雪岩却没有那么做,他做事向来有长远打算,从不计较眼前的一时得失。他认为:如果在人家最困难、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,你帮着解了围,人家一定不会忘记。只要他官位不倒,到时利用手中的权势,略加行个方便,不愁这二万两银子拿不回来?更何况据知情人分析,麟桂也不是那种欠债不还、耍死皮赖账的人。如今他调任,只是不想把财政“亏空”的把柄授之与他人,影响他仕途的发展,所以才急需一笔钱来解决这亏空的问题。胡雪岩经过仔细考虑后,立刻决定“雪中送炭”。
太守大人得到胡雪岩的借款后,十分感激,就将胡雪岩钱庄,上次钱业公所承销的官票,上报朝廷,由于阜康带头认领,且数额甚大,故朝廷下旨,特加褒奖。这么一来,阜康的声名,可就上达京城了。此外,抚台大人还吩咐,要将江宁、浙江两地解往江南大营充饷的税款,尽量交阜康往来。这对胡雪岩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生意。
事实证明,胡雪岩凭借借出的两万银子,不仅使“阜康”钱庄获得了一笔不小的生意,而且还将钱庄生意做到了上海和江苏。还有,落魄文人裘丰言,胡雪岩每到节日都给他送礼金,裘丰言十分感激。因此,时常有人盛赞胡雪岩有“春秋”策士风度。
可见,胡雪岩屡出义举,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“欲先取之,必先与之”的做法。
所以说,一个懂得施恩的人,不但能让有困难的人得到帮助,更能让自己的善举具有真正的“雪中送炭,给人以温暖的作用”。否则,则会被人们认为是沽名钓誉、欺世盗名的伪君子。
唐太宗李世民认为自己继承皇位以来,在他的治理下,老百姓都安居乐业,道德水平也有所提高。所以为了能够表现他的仁君之举,以提高自己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,就下令把已判死刑的390名犯人一律暂时释放回家探亲,为期一年。等到第二年,再如期返回接受行刑。这让很多人都觉得李世民是个比较有人情味的皇帝。后来,刑期满后,那些人都如期返回,没有一个逃跑者。这让李世民非常高兴,于是下令将全部被判死刑者释放。这在当时便被传为了美谈。人们都认为,那些死刑犯人是因为受到了李世民的大恩而感动,都成了讲信义的君子。
但是,宋代欧阳修却写了一篇《纵囚论》,批评李世民沽名钓誉、欺世盗名。而事实上是李世民和死刑犯人双方都用了心机,达成了一种默契。也就是说李世民早就料到他们会回来才会放他们,而死刑犯人也是猜想到他们回来会被赦免才会回来,这是在合演一台好戏,演给老百姓看。从而,李世民得了美名,死刑犯人得了赦免的实惠,双方都有好处,受愚弄的是老百姓。
由此可见李世民这种施恩的方法,并不能得到众人的赞赏,反而却被人认为是一种沽名钓誉的伎俩。从中也让我们知道,用权术来哄骗世人,只能欺骗一时,却很难欺骗长久。作为一个有识之人,会一眼将这种伎俩看穿,揭发其行为的不义。
所以说,我们在给人施恩的时候,一定要在别人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渡过难关,不期望任何回报和所得,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施恩而要索取什么,那样,你的善举只能说是一种沽名钓誉的伎俩,是小人的行为,这是我们今人所应注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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