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家书 第九十九篇 致九弟：用绅士不比用官
时间：2019/3/10 0:18:12 来源：我爱写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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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
沅甫九弟左右：
廿四日专人至，接来件，知接战获胜。水师虽未甚如意，然已夺船数号，亦尚可用。水师自近日以来法制大备，然其要全在得人。若不得好哨好勇，往往以利器资寇。弟处以全副精神注陆路，以后不必兼筹水师可也。
用绅士不比用官，彼本无任事之责，又有避嫌之念，谁肯挺身出力，以急公者？贵在奖之以好言，优之以廪给，见一善者则痛誉之，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。久久善者劝，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。吾弟初出办事，而遂扬绅士之短，且以周梧冈之阅历精明为可佩，是大失用绅士之道也，戒之慎之。
余近发目疾，不能作字，率布数行，惟心照。兄国藩手草。
七年正月廿六日
【译文】
沅弟左右：
送信的信差在二十四日已将信件送到，我知道了你连获胜仗的消息。水师虽然没有那么尽如人意，但是缴获了不少船只，还是可以用的。近段时间水军管理大有加强，但是要打胜仗全靠能不能得人心。如果没有骁勇善战的兵将，很可能这些宝贵的资源会落入敌军的手里。弟现在应该将全部精力用在陆路上，以后就不必兼管水师了。
任用绅士与任用官吏不同，他们没有任何责任，谁会挺身出力去帮你，恐怕避嫌还来不及呢？平时贵在以言语多加鼓励，给他们粮饷作为抚恤，友善的要充分地给予表扬，遇到不友善的要深藏自己，不必多言。坚持这样，通过友善者的劝说，那些不友善的人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你刚出去办事，就揭士绅的短处，并且以周梧冈的阅历精明为榜样，那样就十分不符合起用士绅的基本方法，一定要慎重警戒。
我最近眼睛不舒服，不能多写字，就写这么多了，我的心意已表明。兄国藩手草。
七年正月二十六日
【解读】
士绅在我国古代是个独特阶层，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特权及各种权力。他们位居四民之首，介于官民之间，享有一定的特权。这些士绅主要由那些获得功名、学品、学衔和官职的人组成。他们还将士绅集团划分为上、下两个阶层：上层士绅主要包括官僚、进士、举人、贡生等；下层士绅则包括各类生员层。
在当时，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就有可能跻身于上流阶层而拥有各种特权。在《安福民风琐记》中曾有“科举时代苟能博得一领青衫者，即能厕身绅界，握有地方政事权，为合县所崇仰”的记载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广大农民对于国家制定的有关法规条文以及告示等官方信息，都只能是由这些士绅来传达，而士绅对于官方文本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种权力。这也就是说，士绅垄断了国家与民间的信息资源，而国家的意图和信息需要通过士绅下达，民众的疾苦也需要他们上传，士绅就自然成为双方共同依赖的主体。
也正是因为士绅作为一个拥有知识的阶层，具有将国家意识向普通民众普及的任务，所以当时政府给予他们许多特权，比如在经济上享有赋税和徭役上的优免权，在法律上对于士绅违法的处置，必须按照严格的特定程序，士绅犯小事，由府州县行教官责惩；犯大事，申学黜革，然后定罪等。这些特权的拥有，使得士绅有别于普通民众而更接近于“官”。而且在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人原本就是朝廷中的“旧官”，还有一些人则是潜在的“新官”。在这样的光环照耀下，士绅自然也就成为了当时社会中显赫的人物，他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士绅的权力一方面来自于官方所赋予的各种特权，这说明了官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利益。但是绅又不完全等于官，因为士绅的权威另一方面还来自于人民的拥护。他能为所在地区的民众提供“必要的利益”，这些利益包括士绅从事的兴修水利、赈饥救灾等公益事业，这些活动在造福人民的同时，也为士绅赢得了乡民的信任和支持。而作为官员，他的权势则由皇帝赐予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剥夺。所以说，两者相比，绅权则更加牢固。
此外，绅的权威主要还在于，当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过重时，士绅一般站在人民的位置上，反映民意，与官府论争。
基于这些，曾国藩总结出：做官必须要爱民，这样才能得到拥护，从而在仕途中走得稳。
战国时期，诸子百家多数都主张爱民、以民为本，即使是提倡以峻法治国、绝对尊君的法家，也强调取得民心，如秦之商鞅，为了换取民众对变法的信任，曾以百金赏扛木之人，以示令出必行。道家虽主张消极避世，但这也是在乱世保全性命的策略。道家理想一般都是希望民风淳朴，人们安居乐业，尽享太平。而道家的理想君主则是以不扰民、民只知其有而不知其用为根本的。
秦汉之争，刘邦曾以“约法三章”赢得民心为其所用，最终由弱而强，胜西楚霸王。到汉代则又实行一系列“与民休戚”的民本政策，结果天下大治，创下“文景之治”、“光武中兴”的繁荣景象。
到了唐代，爱民思想更被太宗李世民喻为舟水关系。《贞观政要》之“政体”篇中，有文曰：“君，舟也；人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之为“舟水关系”，这与春秋时代齐国政治家管仲的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”思想是一致的。隋末农民起义的“乱世”中，李世民夺得政权，他看见了民众“覆舟”的巨大威力，于是提出了舟水之说，提倡以民为本，爱护人民。
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，若损百姓以奉自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”其中意思就是说：如果靠损害百姓来奉养自己，就好比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，肚子饱了，命却完了。这都说明了“民为邦本”的道理。对此，魏征更深刻地认识到，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就是“鱼水关系”，他说：“鱼失水则死，水失鱼尤为水也”。这都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力量的由衷敬畏。
所以，曾国藩认为，为官就要爱民，这样才能为民所敬仰。并且官员好坏也直接由人民来评判。而士绅一般也都是以爱民为主要目的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士绅都是如此，有的士绅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则会利用自己的职权去谋取其中的好处。所以他告诉弟弟，用士绅不比用官，一定要将这两个妥善用之，才能够更好地驾驭他们。
旧时称赞某些统治者爱护百姓，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。然而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对当官的来说，“爱民如子”都是一个很动听的词，所以连贪官也要拿它来标榜自己。
清朝时，某县有一个贪官，贪赃枉法，搜刮乡里，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。可就是这个贪官，偏偏还要给自己立牌坊。有一回，他请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县衙的两边，联曰：爱民如子，执法如山。以此标榜自己的清正廉洁。没想到，当天夜里，有人在贪官原联的底下各加了几个字，使之成了一副讽联，联曰：爱民如子，金子银子皆吾子也；执法如山，钱山靠山岂为山乎。贪官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气了个半死。
由此可见，当官的要做到“爱民如子”，首先需要当官的具有靠得住的爱民的心理动因；其次还需要当官者勤政为民。
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能做到这两点。他同情人民，他在皇帝面前做谏官时，就屡次上书，请求革除弊政，写了大量讽喻诗，揭露官僚势力残害人民的罪行。他写诗力求让人民群众看懂，他每写好一首诗，都要读给不识字的老妈妈听，听得懂的，方才拿出去。他在地方做官时，每到一处，都要力争多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。在杭州做刺史时，他修筑湖堤（现在的西湖白堤），利用湖水灌溉土地。在苏州，兴修水利，也受到苏州人民的爱戴。在做忠州刺史时，他搞了许多利民的改革，号召开荒生产；改进税收办法，增加豪富的税款，减轻贫苦农民负担；尽量节省开支，减轻老百姓的支出。他亲自带头种树，绿化荒山。他主持群众聚会，席地而坐，与民同乐。有些官员说什么：“‘贵’、‘贱’杂处，不成体统。”白居易对这种议论毫不理睬。后来杭州人为了纪念这位爱民的好官，为他建了“白公祠”。
所以说，要爱惜民众而不用爱惜刁民，要敬重士绅而不用敬重劣绅。正是这个道理，好的官员都会受到百姓的拥护，反之只会遭到百姓的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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