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家书 第一百一十一篇 致沅弟：与他人交际，须省己之不是
时间：2019/3/16 0:15:01 来源：我爱写信
一 封 信 作 文网 为你提 供曾国藩家书 第一百一十一篇 致沅弟：与他人交际，须省己之不是
【原文】
沅弟左右：
初四日接二十八日信，初五日又接三十夜信，俱悉一切。
二十日之寄谕(令余入觐者)，初二日又复奏，均于初三日交专差带去，想已收到。顷又得初一日寄谕，令回江督本任。
余奏明病体不能用心阅文，不能见客多说，既不堪为星使，又岂可为江督？即日当具疏恭辞。余回任之说，系小泉疏中微露其意，兹将渠折片并来信抄寄弟，余回信亦抄阅。
弟信云“宠荣利禄利害计较甚深”，良为确论。然天下滔滔，当今疆吏中不信倚此等人，更有何人可信可倚？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，此次亦必以江督让之。余仍请以散员留营，或先开星使、江督二缺，而暂留协办治军亦可，乞归林泉亦非易易。
弟住家年余，值次山、筱泉皆系至好，故得优游如意。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阂，则步步皆成荆棘。住京养病，尤易招怨丛谤。余反复筹思，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，此外皆下下也。
弟开罪于军机，凡有廷寄，皆不写寄弟处，概由官相转咨，亦殊可诧。若圣意于弟，则未见有薄处，弟惟诚心竭力做去。吾尝言：“天道忌巧、天道忌盈、天道忌贰”，若甫在响用之际，而遽萌前却之见，是贰也。即与他人交际，亦须略省己之不是。弟向来不肯认半个错字，望力改之。顺问近好。
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
【译文】
沅弟左右：
初四日接到弟二十八日的来信，初五又接到三十日夜的来信，知道了一切情况。
二十日的寄谕(命我入朝觐见)，初二的复奏，都在初三日交给专差带去了，估计应该已经收到了。刚刚又接到初一的寄谕，命令我回江督担任原职。
我向朝廷奏明自己最近多病，无法用心阅文，更不能见客多说话，既然不能担任星使，又怎可担任两江总督呢？当日就写了奏章，推辞了这个职务。回到原任的事，在小泉的奏疏中稍稍有提到过，现将他的折稿和来信抄寄给弟，我给他的回信也一同抄阅寄给你。
弟弟在信中说“宠荣对利禄利害计较太深”，确是如此。但世上人物众多，事情也纷乱无章，现在的疆吏不信赖倚仗这样的人，那还有什么人可以信赖倚仗的呢？我近年真诚待他，这次一定也要让他担任两江总督一职。我还请求以散员的身份留在军营，或者先辞去星使、江督二职，暂时留军营协办治军也可以，若要解甲归乡就很难了。
弟在家住了一年多，正好遇上次山、筱泉都是好友至交，所以能够优游如意。如果地方大官与我们小有隔阂，就会使我们阻碍丛生，寸步难行了。如果辞官住京养病，更容易招来怨恨，滋生谤议。我反复考虑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，其他都不是明智之举，都是下下之策。
弟弟得罪了军机处，所以有朝寄，都不会寄到弟的住处，全部由官递转送公文到弟处，这也很令人奇怪。皇上对于贤弟，也没有刻薄的表现，贤弟只要尽心竭力地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就行。我曾说过：“天道忌恨伪诈，天道忌恨自满，天道忌恨不专一”，就像以前正受重用之时，即刻又萌发前却后退的想法一样，这就是“贰”了。与他人交往时，也必须反省自己不对的地方。弟向来不肯向别人认半个“错”字，希望以后能够用心改正这个毛病。顺问近好。
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
【解读】
自省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自我反省和省察的自我修养方法。它是通过人们内心的自我意识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辨察，从而来分析善恶是非，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修正，从而来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和知识水平。
在儒家的思想中，善于自省和自律是“圣人”和“君子”的美德之一。比如《论语》中说：“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‘君子不忧不惧。’曰：‘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已乎？’子曰：‘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’”其意思是说，在孔子看来，“君子”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，因为“君子”的言行都是问心无愧的。所以孔子又说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省也。”这就是告诉人们看见贤人，就应该学习他的美德，并努力追赶上去；看见不贤的人，就要对他们的缺点引以为鉴，并自我反省和审察，自己是否有类似的毛病。由此可见，儒家在自省方面十分注重德行和学识两方面。辨察自己是否有违背德行和学识的言行时，应该以“圣贤所言”为依据和标准。而孔子自身所具有的美德，正是我们所要学习的。
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曾子是孔子的弟子，他善于自省，每天多次自我反问：替别人办事，是不是竭尽心力了呢？和朋友交往，是不是诚心实意呢？老师传授的学问，是不是复习了呢？曾子认为，自省的主要内容是“忠”、“信”、“习”。
孟子认为，“君子”与人不同的地方，就在于居心不同。“君子”居心在仁、在礼。在他看来如果别人对自己蛮横无理，那么“君子”一定会进行反思，是不是自己的言行没有仁、礼之处？不然别人为何对我如此蛮横无理？自我反省后更加注重言行举止。但如果那人依旧如此，“君子”就会认为那人只是一个狂人而已，既然如此，那他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，所以对于禽兽又能责备什么呢？可见，君子所反省的是“仁”和“礼”。孟子还说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”其意思就是说，在孟子看来，自己反省后，知道自己是忠诚的，就引以为最大的快乐。从此不懈地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，即可达到仁德。由此又看出孟子反省的还有“忠”和“恕”。
荀子曰：“见善，修然必以自存也；见不善，愀然必以自省也；善在身，介然必以自好也；不善在身，菑然必以自恶也。”其意思是说，在荀子看来，自省、修身应以善为主。
此外，儒家还认为，自省不仅是修身之本，还是中兴之本。这其中包括着“内圣外王”的思想。也就是说，自身的修养，即“内圣”是“外王”的前提，只要自身具备了良好的修养，就能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。在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、“诚意”、“正心”、“修身”、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这“八条目”当中，修身是最关键的因素。而修身之本则是“自反”，即自省。比如“自反者，修身之本也。本得，则用无不利”。“以反求诸己为要法，以言人不善为至戒。”这是说，自省是修身的根本，修身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么其他的问题也会很容易解决。
曾国藩也说：“动心忍性，斯大任之基；侧身修行，乃中兴之本。自古成大事者，未有不自困心横虑、觉悟知非而来者也。……有二语焉，曰：‘无好快意之事，常存省过之心。’”这是说，在曾国藩看来，自古以来成大事者，没有不重自省、自律的人，这已成为人们修身的基本观念之一。还说：“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，便是载福之器、入德之门。”他认为，一个人“如觉天之待我过厚，我愧对天；君之待我过优，我愧对君；父母之待我过慈，我愧对父母；兄弟之待我过爱，我愧对兄弟；朋友之待我过重，我愧对朋友，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。”
反之，一个人如果“自觉我已无愧无怍，但觉得他人待我太薄，天待我太啬，则处处都有戾气相逢，德以骄而减矣”。其中道理浅显，帝王如此，官员也是如此，常人更是如此。
孔子也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”这是说，人要时时自省，在“一念发动处”便修正错误，否则就会酿成“难遏”、“难平”的不良后果。
汉文帝刘恒，原本是刘邦众多儿子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，由于他的母亲薄姬并不得宠，因而他也被封到远离京城的贫穷北部。这使得他因为没有权势，也没有野心，所以对人十分谦虚。他先是躲避了吕氏的迫害，后又在平定诸吕之乱后，为周勃等大臣所看中，迎回继承皇位。
他继位后，总觉得自己从出身到能力，都有愧于帝位和百姓，唯恐自己担任不了治国大任。因此他一直小心谨慎，生活简朴，虚心纳谏，励精图治，推行“休养生息”政策，轻徭薄赋，发展农业生产，巩固中央政权，最终成为了西汉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，史家将他和后来的景帝在位的那一段历史合称为“文景之治”。
由此可见，汉文帝正是由于始终心存愧意，才使他一直不敢懈怠，不敢自满，奋发努力，成就了一番伟业，青史留名。相反，那些自以为是、自命不凡的人，多数都成了昏君、暴君、乱世之君、亡国之君。譬如隋炀帝杨广，文武双全，多才多艺，高大魁伟，仪表堂堂，又是嫡出的太子，但是他十分狂妄。他曾多次对大臣说，这皇位即使不是父皇传给我的，凭本事，也该由我来做。可惜他只干了不久，便天怒人怨，烽火四起，到最后垮台的时候，他依旧没有丝毫的愧悔之意，自怜自爱地揽镜叹息：“好头颅，谁当砍之！”
这便是不知反省而遭到的可悲下场。一个人如果能够时刻胸怀自省之心，那么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，而时时感到自己有欠于别人，那自然也容易得到满足，也就没有了“他人待我太薄，天待我太啬”这样的乖戾之气了。如赵公以黑白豆来记载善恶念头的故事。这是古人一种“自我检点”、“自我修行”的“功夫”。如果我们能像赵公这样一天之内反省自己的行为，则自己是否具有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智”就可以一目了然了。
曾国藩的一生就是在知过、求过和改过中度过的。他常常反思，如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：“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。余早年于作字一道。亦尝苦思力索。终无所成。近日朝朝摹写，久不间断。遂觉月异而岁不同。可见年无分老少，事无分难易。但行之有恒，自如种树畜养。日见其大而不觉耳。”这是告诫弟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持之以恒，才能成就事业的道理。
曾国藩求过的方法，常常是通过写日记的方式告诫自己要做到“诚实无欺，无事不记”。
他每天都会为自己找出自身的过失，并让自己深刻反省，时时警惕，以求改过。另外，他求过的方法还有请求朋友直言相告。他说：“若得一两个好友，胸怀宽广、豁达，博学多才，能文善诗，批评我，对我可大有益处。”这在他给弟弟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，他说：“诸位兄弟相隔千里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。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。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，因我之过失而堕失。这样才能免于灾难。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，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!”
可见，曾国藩这种“勤于求过”、“喜闻诤言”的态度十分令人敬佩。
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，曾国藩跻身官场，进入了大清国培养官员的最高学府——翰林院，这在当时同龄人的眼里，可以说是非常让人敬佩的。在别人的眼中，他本该是好好享受京都的繁华和生活的闲适的。但是曾国藩并没有陶醉在这所谓成功的光环中，而是开始全面否定自己，进行全方位的自省。他在长达二十多年近万篇的日记中，记述了很多省克自新，洗心革面，“重新做人”，开创人生新境界的自警的语言。
此外，曾国藩的反躬自省，不仅是光靠写日记，他还做到了月月讲、日日讲、时时讲，全面深刻毫不留情地批驳自己的不当言行、不雅之举、不诚之心、不精之技。
曾国藩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，他十分看重诚信。尤其是他身处官场以后，深知官场之风，那些巧言令色、阿谀奉承之举无处不在，无所不用，无时不有。但曾国藩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在日记中，以“语不诚”、“心有骄气”、“言不诚“、“语多不诚”、“口过甚多”、“有骄气”、“有狂妄语”、“言多谐谑”、“背议人短”的语言，来进行自我反省。
对于曾国藩这种言行，别人都觉得十分好笑，而只有他的好朋友并不敷衍待之，对于他的缺点一针见血，直言不讳。对此，曾国藩曾有翔实的记述。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记：“岱云言余第一要戒‘慢’字，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，真切中膏盲也。又言余于朋友，每相恃过深，不知量而后入，随处不留分寸，卒至小者龃龉，大者凶隙，不可不慎。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，患太刻薄，须步步留心。”
曾国藩一生非常爱交朋友，在他看来朋友是他成就事业的桥梁。所以他经常与朋友相聚谈经论道，吟诗作赋，交流心得。曾国藩生性好强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有求胜心”。然而由于“心浮不能读书”或“涉猎悠忽”，经常是“无所得”，时常有露怯之处。如他十月十九日的日记：“午正，易莲舫来久谈。问‘正心’，余不能答”，“日来颇有数友晤，辄讲学中无所得，而以掠影之言欺人，可羞，慎之！”
曾国藩还认为自己在遵守传统规范方面做得十分不够，从而每天自责。在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述道：“友人纳姬，欲强之见，狎亵大不敬。”在是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又记载道，与朋友交谈，“闻色而心艳羡，真禽兽矣”。在是月廿三日的日记中记道：“嬉戏游荡，适成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矣。”
同时，曾国藩对于自己这种“犯了再改，改了再犯”的毛病深恶痛绝，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人没有恒心去改掉自己的毛病，那么终究会一事无成。
因此，在曾国藩的一生中，他时刻保持着“战战兢兢”之心，即使封侯拜相，被誉为“完人”、“中兴名臣”，登上人生的顶峰时也依然如此。就他个人“知至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”的恒心和毅力而言，这在当时的官场中实属罕见，所以，作为今人的我们也要学习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，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自知的君子，而立于世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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