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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家书 第六十六篇 致九弟:以诚待人,伪亦能诚

时间:2019/2/22 0:20:12 来源:我爱写信

一 封 信作文  网为您 提 供曾国藩家书 第六十六篇 致九弟:以诚待人,伪亦能诚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:

初四日午刻萧大满、刘得二归,接二十八日来信,借悉一切。吉水击退大股援贼,三曲滩对岸之贼空壁宵遁,看来吉安之事尚易得手。

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,共三十三席,来祭二十一堂。地方如王如一、如二、罗十、贺柏八、王训三、陈贯三等皆来,吉公子孙外房亦来。五席海参、羊肉、蛏蚌,祀事尚为诚敬。初一日,余与轩叔至三亩冲拜三舅婆八十一寿,抬盒一架,因接定二舅爹至腰里住五日。王大诚所借先大夫钱百千,收租十石者十余年,收六石九斗者又已二十年,实属子过于母。澄弟与余商:“王氏父子太苦,宜焚券而蠲免之。”初三日请大诚父子祖孙来,检券发还,令元一每年量谷二石以养其祖,量谷二石一斗分济其叔。三房下首培砂工程已办一半余。

日内作报销(其折稿下次寄吉安)。大概规模折一件、片三件、交江西耆公代为附奏。兹由萧大满等手带至吉安,弟派妥人即日送江西省城,限五日送到。耆、龙、李三处并有信,接复信,专丁送家可也。

左季高待弟极关切,弟即宜以真心相向,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。凡人以伪来,我以诚往,久之则伪者亦趋于诚矣。

李迪庵新放浙中方伯,此亦军兴以来所仅见之事。渠用兵得一暇字诀。非独其平日从容整理,即其临阵,亦回翔审慎,定静安虑。弟理繁之才胜于迪庵,惟临敌恐不能如其镇静。至于与官场交接,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,既不能硬,又不能软,所以到处寡合。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,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,却一味浑含,永不发露。我兄弟则时时发露,终非载福之道。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,亦所如寡合也。弟当以我为戒,一味浑厚,绝不发露。将来养得纯熟,身体也健旺,子孙也受用,无惯习机械变诈,恐愈久而愈薄耳。

李云麟尚在吉安营否?其上我书,才识实超流辈,亦不免失之高亢。其弊与我略同。长沙官场,弟亦通信否?此等酬应自不可少,当力矫我之失而另立途辙。余生平制行有似萧望之、盖宽饶一流人,常恐终蹈祸机,故教弟辈制行,早蹈中和一路,勿效我之褊激也。黄子春丁外艰,大约年内回省,新任又不知何人。吾邑县运,如王、刘之没,可谓不振;迪庵之简放,可谓极盛。若能得一贤令尹来,则受福多矣。余身体平安。近日心血积亏,略似怔忡之象。上下四宅小大安好,诸儿读书如常,无劳远注。顺问近好。兄国藩手草。

咸丰十二月初六日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:

初四日午刻萧大满、刘得二回来,接弟二十八日来信,借以详悉一切。吉水我军击退大股援贼(注:指太平军),三曲滩对岸的贼兵也空营逃跑,看来吉安的战事还容易得手。

二十九日是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,共三十三席,来祭的共二十一堂。地方上的如王如一、如二、罗十、贺柏八、王训三、陈贯三等都来了,吉公子孙外房也来了。办了五席海参、羊肉、蛏蚌。祭祀事务办得还算诚挚恭敬。初一日,我和轩叔到三亩冲给三舅婆拜八十一岁大寿,抬盒一架,因而接二舅爹至腰里住了五天。王大诚所借先大夫的一百千钱,从他那里每年收十石租已有十余年,收六石九斗租又已二十年,实属子钱已超过母钱的情况。澄弟和我商量说:“王氏父子太苦了,应焚烧借券予以蠲免。”初三日请大诚父子祖孙来,验券之后发还给他们,让元一每年称量二石稻谷奉养他的祖父,称量稻谷二石一斗周济他的叔父。三房下首培砂工程已办理一半有余。

近日内正作报销(这道奏折的稿子下次寄吉安)。大概的规模是包括奏折一件、附片三件、交给江西耆公代为附奏。现由萧大满等亲手带到吉安,弟派稳妥人即日送往江西省城,限五日内送到。耆、龙、李三处都有信,接回信后,派专丁送回家中即可。

左季高待弟极为关切,弟就应用真心相对,不可常心怀智术,或迎或拒。凡他人用虚伪来对我,我用真诚去对他,时间久了虚伪者也和我一道趋向于真诚了。

李迪庵新放浙江省方伯之任,这也是军兴以来仅见的事。他用兵得到一个“暇”字的诀窍。不但在平日里从容整理军务,就是新临战阵,也盘旋观察,仔细谨慎,坚定肃静,安心思虑。弟治理繁忙事务的才干超过迪庵,唯有临敌恐怕不能像他那样镇静。至于和官场来往,我们兄弟忧虑的是稍稍了解世态而又怀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,既不能硬,又不能软,所以到处落落寡合。迪庵妙就妙在全然不识世态,他肚子里虽也怀着些不合时宜,但却一味浑含,永不发露。我们兄弟则时时发露,总不是带来福气的办法。雪琴与我们兄弟最相似,也到处少有投合的人。弟应当以我为戒,一味浑厚,永不发露。将来养得性情纯熟,身体也健康旺盛,子孙也受用,不要习惯于官场机变诈伪,恐怕越久德行越浅薄。

李云麟还在吉安营中吗?他上次给我的书信,才干见识,实在超越一般人,但也不免失于高亢。他的弊病正和我大体相同。长沙的官场,弟也和那里通信吗?这种应酬事自然是必不可少的,应当下力气矫正我的过失而另开门路。我生平行事好似萧望之、盖宽饶之类人物,常常害怕最终撞上祸机,所以教育弟弟行事要早走中允平和的一路,不要效仿我的褊狭。黄子春丁外艰,大约本年内可回省城,新任官员又不知是何许人。我县命运,如王、刘的死,可谓不振;迪庵的选放外任,又可谓极盛。如能得到一个贤明县令来县,则我县受福大了。我身体平安。近来心血连亏,有些像得心悸病的症状。上下四宅小大安好,诸儿读书如常,无劳远注。顺问近好。兄国藩手草。

咸丰十二月初六日

【解读】

曾国藩在这封信中,对弟弟说:“弟就应用真心相对,不可常心怀智术,或迎或拒。凡他人用虚伪来对我,我用真诚去对他,时间久了虚伪者也和我一道趋向于真诚了。”从中体现了与人为善的观点。

《孟子.公孙丑章句上》说:“与人为善,取人为善”。曾国藩继承了这一思想,说:“单凭我之善意给予他人,这种善行太有限,所以贵在博取众人的善意为善。他人有善,则拿过来得益于我;我有善,则给予他人来益人。连环相生,所以善意无穷,彼此通融,所以善的源头不枯竭。君臣之道,就在于此;学习儒家之道,也就在于此。”

由此看来,如果说孟子所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,那么在曾国藩那里,取则变成了一个永不终结的过程。此外,曾国藩还把这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之一。他曾在“日记”中写道:“九弟来久谈,与之言与人为善、取人为善之道,……无论为上、为下、为师、为弟、为长、为幼,彼此以善相浸灌,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。”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,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。

在古代,人们都十分懂得与人为善的道理,所以待人向来都是以善为怀,而不是妄加指责别人的不是。

唐朝大夫柳秕,为人正直,朝野闻名。在赴任泸州途中,经过渝州,一个官员的儿子慕名前来拜见。这个年轻人随身带来了自己的习作,毕恭毕敬地请柳大人指教。柳大人认真读过以后,连声叫好,并希望该青年再接再厉,随时把作品拿来共勉,该青年高高兴兴地回去了。柳大夫的儿子恰好也在旁边,他悄悄问父亲:“那孩子写的东西简直是不堪入目,你怎么还表扬他呢?”柳大夫说:“这几年巴蜀一带多变故,土豪崛起,官不像官,民不像民。这个青年出身贵族,却专心写作,有心向善,实在不容易。只要循循诱之,让他坚持下去,这个世界上就会多一个正经人,少一个草贼。”儿子这才恍然大悟。

这世界上,确实有那么一些人,为了独善其身,喜欢猛烈攻击别人的不是,通过别人的不是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正确。这样的人,比无所事事的人更可怕。所以说,选择独善,一定要先学会与人为善。

与人为善是多方面的,真正的与人为善不仅仅是对人友好和善意的态度,也不是为了博得别人对自己的良好印象或获取别人的回报,而是从心里真实地流露,为自己缔造一个真实的内心世界,为他人创造一个和谐宽容的空间,打造一个融洽丰富的人际环境。所谓“授人玫瑰,手有余香”,几乎所有善都是相互的,所有恶也都是相互的。

在曾国藩看来,唯天下之至诚,可以破天下之至巧。《菜根谭》中也说:“抱朴守拙,涉世之道。涉世浅,点染亦浅;历事深,机械亦深。故君子与其练达,不若朴鲁;与其曲谨,不若疏狂”。这就是说: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人阅历虽然短浅,但所受世俗的不良影响也较少;一个饱经世故的人固然阅历深广,但其阴谋诡计等恶习也随之增加。所以一个正人君子,与其圆滑世故,不如诚实淳朴;与其谨慎小心,不如无拘无束,豁达大度。

譬如说,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,曾国藩为人朴实诚恳,而左宗棠恃才傲物,咸丰四年四月,曾国藩第一次出兵,在靖港失败,投水自尽没有成功,回到省城,垂头丧气,左宗棠来到船上探望曾国藩,看见他如此颓废,不但不安慰他,反而责备他说国势并没有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,你求死则是不义之举。曾国藩心里十分愤怒,但他还是忍住没有说一句话。

咸丰七年二月,曾国藩得知家中母亲去世。从江西瑞州营中归乡奔丧,左宗棠则指责他不待君命,舍军奔丧,实在是太不应该。加上湖南那些官员都随声附和,让曾国藩十分失望。尽管如此,第二年,曾国藩路过长沙的时候,仍然去左宗棠那里登门拜访,并集“敬胜怠,义胜欲;知其雄,守其雌”十二字为联,请求左宗棠篆书,表表谦虚之意。

咸丰十年,左宗棠因为接济军饷有功,曾国藩在皇上面前保举了他。但因为左宗棠的性情刚直,不久就因樊燮事件而几乎要传至武昌对簿。咸丰帝甚至密令:“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,可就地正法。”后经骆秉章、胡林翼、肃顺等人进言,才草草了结。这时候左宗棠为了避锋芒,就来到了曾国藩的驻地,而曾国藩也早就耳闻他现在的处境,于是热情款待了他,与他促膝交谈。后来,又上奏说:“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,知晓军机。现在正需人才之际,或饬令他办理湖南团防,或选拔做藩司臬司等官,让他管理地方,使能安心任事,定能感激涕零,报效朝廷,有益于时局。”此后三年中,曾国藩四次奏保左宗棠,使他从一个被人诬告、走投无路的人,一跃而成为封疆大吏。

这些都体现了曾国藩的真诚对人和宽大的心胸。也正是因为他这种高尚的品格才使他一生多次转危为安,化险为夷。

像曾国藩一样诚实正直的人,在古代也有许多。如春秋时期,有个名叫董狐的晋国史官,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。因为晋灵公十分昏庸残暴,他搜刮民财,乱收赋税,让大臣赵盾十分不满。几次劝诫,晋灵公都不听,还派人暗杀赵盾。幸亏赵盾武艺高强,才勉强逃了出来。从此,赵盾被迫逃亡到国外。后来,赵盾的一个亲戚找了个机会杀死了晋灵公,为赵盾报了仇,并且立了新的国君,重新把在国外避难的赵盾接了回来,官复原职。

根据古代的观点,君主再昏庸也是不能杀的,臣下杀君主更是不忠不义的表现。所以对于以前的这段历史,谁也不想承担杀君的罪名。于是赵盾就想看一看,董狐究竟是如何记录这件事的。一天,赵盾把董狐叫来,看了有关于自己的史书记载,十分生气,责怪董狐不该把杀晋灵公的事件怪罪在自己头上,便让他修改。

而董狐严肃地说:“作为一个史官,我的职责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。而史书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诚实,来不得半点虚假,否则就是对后人的欺骗。你让我为了个人私利去改写史书,这是我做不到的。丢个脑袋,是件小事,但丢掉了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,就是大事了。”听了董狐的一番话,赵盾被打动了。他没再说什么,并且以后也不曾为难过董狐。董狐这种不畏强权,坚持诚实的职业精神,一直被后代的史官当做楷模。

如今,社会上的人大多步入了社交的误区。将圆滑世故称为“成熟”,将谨慎小心称为“稳重”。与人拉关系,玩心理战术,满脸笑容,刻意奉承,对别人的错误视若无睹,不直言相谏,做所谓的老好人,故作深沉,小心谨慎……这跟古人的正人君子的概念是有所区别的。古人认为一个君子,就应该诚实淳朴,胸怀坦荡,敢于谏言,豁达大度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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